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包拯由京奉转运使移任陕西转运使途中，看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明的弊端，写下《上殿札子》上呈朝廷，其中有言：“臣闻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包拯指出，法令是固国之本、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只要法令畅通，风纪自然清正，那么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国家，也没有不能教化的民众。包拯以法令治天下的主张和他执法如山的实践，给后世提供了历史智慧。

　　法者，治之端也。很多古代思想家深刻认识到法令、制度无可替代的治理作用，将“奉法”视为治乱兴亡的关键。《管子》说：“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是所有社会行为的准则规范。韩非子认为，以法治国治吏是最有效、最周全的治国之策，“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一个家庭若有恒常的产业，即使遭遇饥荒也不会挨饿，一个国家若有恒定的法律，即使遇到危难也不致灭亡。能否做到令出如山、执法严明，既关乎法令制度的权威，也关乎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关乎民心所向。数千年中华文明演进，一再验证着“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的深刻道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纪律是衡量革命政党战斗力的重要标准。1850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指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1859年，面对欧洲工人运动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局面，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我们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1893年9月，恩格斯在柏林社会民主党人大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原因，就是“有冷静的头脑、严格的纪律和蓬勃的朝气”。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没有纪律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用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铁的纪律鲜明地写在自己旗帜上。

　　党的百余年奋斗史就是一部纪律建设史。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等，强调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组织纪律性，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

　　这次会议有力制止了党内的个别不良现象，保证了党中央领导的集中统一，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也对党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正是有了严明的纪律，上海解放后解放军入城，为了不打扰市民，疲惫不堪的战士们秋毫无犯，在蒙蒙细雨之中，和衣抱枪，整齐地躺在马路两侧休息，令举世震惊。正如陈毅所说：“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不准再‘野’，纪律一定要严。”这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罕见一幕，震撼中外。

　　百年大党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有严明的纪律与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严明的纪律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很关键的一个方面就在于始终把加强纪律建设作为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始终坚持用纪律这把“戒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所有党员，不断增强党自身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通过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严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把纪律和规矩立起来、严起来”，要求全体党员“不折不扣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今年全党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取得了重要成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常态化推进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使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和自觉遵循，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令行禁止，将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取得更大胜利。